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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起云涌荡里溪——“广东农村改革先行地”里溪改革始末


更新时间:2021-12-12  


  1978年12月,发轫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“大包干”,拉开了中国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的序幕。事实上,中山板芙里溪村“联产到劳”改革比小岗村“大包干”早2年。里溪人不惜冒着坐牢的风险,最终冲破制度藩篱,打响了中山农村改革“第一枪”,唤醒了沉睡的大地。

  “联产到劳”改革不仅解决了村民受困已久的温饱问题,更是提前摸索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。为什么“联产到劳”改革会发生在里溪村?这个板芙镇最小的村落,改革前村民的生活是怎样的?又是什么触发了这场影响中山、广东的土地生产方式变革?

  回望来时路,尔后行致远。5月29日,风起里溪大潮涌——中山“联产到劳”改革纪念展将在里溪举办。近日,我们重访里溪,再次感受这场伟大变革的力量;重读里溪,探寻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改革基因。

  微醺的春风吹拂着青葱的山峦,沿着里溪大道一路向前,沿途波光潋滟的岐江河面上映照着缕缕晨光。行至岔路左转,一块巨大的黄蜡石矗立在村头,“鲤溪老区人民欢迎您”几个大字格外醒目。再往前走一小段,就是中山县板芙公社里溪大队的旧址。

  里溪原是板芙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,位于板芙和神湾交界的一座大山脚下,信息闭塞、交通不便。然而,45年前,一场给中山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改革就酝酿于此。

  当年冒着坐牢风险发起农村土地生产责任制改革的,是23岁的里溪大队党支部书记林德成。“联产到劳”经验在广东推广后,林德成接受过无数次采访。如今,习惯了聚光灯下岁月回眸的他,回归平静的晚年生活,每日往返于城区和里溪村之间,享受着照看孙辈的天伦之乐。

  林德成是土生土长的里溪村人。1975年,年仅22岁的他当选里溪大队党支部书记。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,受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束缚,南粤大地仍在“沉睡”。摆在这位年轻的大队支书面前的,首先是一座人心涣散的“大山”。

  “里溪是当年的落后大队,青壮年和80岁的老人,一天差不了2个工分,所以有些人出勤不出力混工分,人到了田地锄头一放就开始聊天、抽水烟。”林德成说起“大锅饭”的绝对平均主义摇头不已。

  今年74岁的赖效田,当年在里溪六队生产队任队委。“我每天在小黑板上负责分工,开工敲钟后,村民才拖拖拉拉到田里,大家看到队长来才干活,不来就不干活光站着,开工一条虫,收工一条龙。”赖效田回忆,村民出勤不出力,到田间把锄头一放就成了“三只脚”,这是当年里溪大队的真实写照。

  林德成回忆,“当时早造插秧,到立夏还没插完,插不完就算了;晚造插到白露,还是那种情况。算一下插田的人,最多有几十个,少则8个人。”

  抬眼就能看见不远处的山,伸腿很容易就走到同样不远的庄稼地,里溪这个位于板芙南面的最小村庄,依山傍水风景独好。但充足的阳光和雨水,并没有给里溪带去更多的粮食和收成。那段艰难的岁月,“粮食”“饥饿”两个词深深刻进里溪人的集体记忆中。

  年过七旬的李远房是第一生产队的村民,1969年,她从东区亨尾的北溪大队嫁到板芙里溪大队。当时北溪大队的生产水平高于里溪,李远房嫁过来里溪村时村里很穷,“比娘家穷很多,有时候吃饭都是没有菜的,要吃盐拌饭、酱油拌饭。”

  当时公社的分配机制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,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,直接导致粮食产量低。林德成回忆,里溪大队下面6个生产小队,平均一年亩产只有不到800斤,每年都要拖欠国家任务,口粮平均更是低至每人每年只有40斤,甚至有30%的农民连自身的口粮也解决不了。地处大沙田的里溪,竟然连国家公粮任务都完不成。

  1976年,新中国成立已经有20多年了,但是农村的落后情况没有得到改善,甚至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。当时板芙各个生产大队的情况,民间流传的打油诗刻画得极为生动——“金钟敲不响,里溪冇(无)水流,长征不迈步,红旗不招展”。(注:金钟、里溪、长征、红旗均是当年板芙公社的大队名称)

  为了解决社员吃不饱的问题,新官上任的林德成只好四处借粮。“每年到了农历3、4月,困难户就要去借粮。1975、1976年连续两年,实在是没办法完成国家指标,我唯有到小榄永宁,每年借2万斤指标,才勉强度过了困难时期。”

  在公社化时期,里溪只有一条长2公里的泥路连接外面的世界。每次借粮时,林德成总是清晨就出发,先沿着公路步行到板芙车站,再乘车到石岐,再转车到小榄永宁,一个来回就得耗费整整一天时间。

  林子艺是当年的支委副书记、治保会主任,如今71岁的他谈及往事,依然激情澎湃、声如洪钟。林子艺回忆说,里溪素来民风淳朴、村民团结。但他在1975年上任后却发现,庄稼地夜里经常发生偷稻谷、甘蔗和番薯的事,有甚者竟连生产队的家禽也不放过。

  “我每天带队巡逻,抓到了就当场教育一下,然后放回去,结果第二天抓到的又是同一批人。” 林子艺摆摆手,叹了口气,“要是能吃饱,谁会干这事?实在是没粮食啊,米袋都是瘪瘪的,油和肉更是不敢奢望。”

  林子艺以自己为例:一家七口,兄弟五人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,食量大,粮食总是捉襟见肘。“春天还可以挖点野菜充饥,最困难的时候,连续几天都看不到干饭的影子。”

  “吃不饱”的里溪村民,还“穿不暖”“睡不好”。林子艺苦笑着说,社员没钱买布和棉花做衣服,披着装米的麻袋,捆上麻绳一勒紧就出去干活了。床基本都是木板拼的,好一点的家庭再铺张竹席,但都住在泥巴和茅草搭出来的房子,墙体不厚实,冬天冷得浑身发抖。

  屋漏偏逢连夜雨。除了饥饿这座大山,里溪大队面临的还有由此引发的偷渡潮,导致农业生产力锐减。时任里溪第三生产小队队长李今成回忆,三队是全村六个生产队中较为贫穷的,近300人口,只有70多名青壮劳动力,其中十几二十人相继偷渡。

  “每个生产队都有偷渡的。多的十几个二十个,少的也有将近十个。被抓到了,我们就去边防认领,拉回来教育。”林子艺回忆,偷渡导致当时青壮年劳动力严重缺乏,也耽误了农时。

  事实上,作为革命老区,早在抗日战争期间,里溪就涌现出一批以梁振昭、蔡祥、蔡镇光为代表的爱国有志青年,他们于1938年成立里溪抗日先锋队,为中共地下党送粮送情报,带领村民抗日,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出了英勇的牺牲。

  红色故事在这里流传,红色基因在这里传承。时至今日,当地仍广为流传《黄牛头山战斗》《金钟山顶痛击日伪军》《掂坑山抗日伪战斗》《里溪中队夜袭翠微伪军》等抗日故事。

  林德成、赖门久、赖效良、林国明、林国维和林子艺,里溪大队党支部这6名20多岁的年轻人,常常聚在一起思考,为什么生产没有搞上去、为什么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发挥、根源性问题在哪里……有时候,讨论会一开就是一整夜。林德成记得,在大队开会的那些日夜,大家常常争得面红耳赤,嗓子都哑了。

  饥饿的主因在土地生产体制。林德成意识到,只有打破传统生产的分配机制,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。但在当时的中国,任何政策、措施的变动,都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。但他谨记父亲的教诲:“当干部就是要为大家好”,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脑中酝酿。

  当年20岁出头的小伙,如同我们今天的“00”后。不曾想,历史的重任落在这些年轻人的肩上。风起里溪,一场影响中山、广东的农村土地生产变革正在悄然酝酿。

  掩映在红花绿叶中的里溪村史馆,几尊栩栩如生的蜡像,还原了当年大队六名支委秘密开会的情景。这是当年改革的焦点,它就像一块奇异的磁铁,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和脚步,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到沧桑的历史云烟。

  1976年5月的一个深夜,板芙里溪村一间低矮的砖瓦屋里,黑黝黝的寒风中,里溪生产大队六名支委就着昏黄的灯光,酝酿着一件“可能会坐牢”的“惊天大事”。

  彼时,复杂的政治形势下,为了避免走漏风声,以六名支委为主的“秘密会议”总是安排在夜晚进行。入夜后,大队办公室里昏黄的煤油灯照亮四周,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上是肃穆的神情,他们压低着声音争论得面红耳赤,决定要突破现行的政策框子大胆实验。

  “当时就有人直接提出分田到户,但步子迈得太大了,我不同意。”林德成的回应十分坚决,因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,这么做政治风险太大。还有社员就担心这是“挖社会主义墙角”“开历史倒车”,宁愿饿着,也不敢要分给自己的地。见此情形,林德成亲自上社员家去,拍着胸口保证:“有福一起享,有事我来担!”

  没有现成的借鉴经验,就得自己探索,闯出一条路来。“白天到生产队调研,晚上集结开会,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摊出来讨论,逐一梳理、分析,才渐渐形成思路。”林子艺回忆,为了让大家吃饱饭,六名支委真的是心往一处想,劲儿往一处使,拧成了一股绳。

  1976年开始,林德成等人试水“五边地”,即将偏远、基本丢荒的瘦田、返酸地分下去给社员,用以耕作番薯等作物,解决口粮问题。1976年下半年,实现增产增收的“五边地”,基本解决了口粮问题,更重要的是给里溪更大的改革信心,“联产到劳”顺应潮流而生。

  一开始的“联产到劳”选择了3个生产队作试点,在土地及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前提下,将插秧、除草、施肥、杀虫、收割等工种分配到社员,劳作时间自行灵活安排,生产队规定粮食产量,社员承包的土地产量不足就从口粮中扣除,超产部分归承包社员所得。

  “改革后,我们都不用打钟催人开工了,就连田边的杂草也被除得一干二净。”当年六队队长林日权告诉记者,社员积极性的提高直接带动生产力发展,改革一年后,六队年亩产突破1600斤,创历史最高纪录。

  到了1977年,“联产到劳”在里溪6个生产队全面铺开。也正是这一年,里溪百亩农田增产了4-5万斤,粮食平均年亩产量达到800斤,不仅完成了国家粮食任务、摘下了“落后大队”的帽子,还有部分盈余口粮的社员开始养鸡养猪,搞起了农副业。

  对于里溪大队“联产到劳”这一“破天荒”的做法,后来也引起了公社、县,甚至省里的高度关注。

  对于质疑,林德成坦然道:“里溪始终坚持公有制,生产资料所有权没有从集体转移到个人。但当时那个政治氛围里,虽然有心理准备依然会感到害怕,因为搞不好是要坐牢的。”

  后来,上级对里溪的改革持这样的态度:一不支持、二不反对、三不鼓励、四不提倡、五不报道、六不推广,简称“六不”。

  打破瓶颈,里溪人的胆子更大,步子迈得更稳,呈现出“家家有余粮,户户养鸡鸭”的新面貌。林德成还记得一个有趣的现象:当时里溪农副业兴旺,多的一户养几百只,少的也有一两百只,养大了就拿去市场卖,当年的沙岗墟,几乎整条街都是里溪的乡亲父老在吆喝卖鸡鸭。

  “还有的村民踩自行车去坦洲、珠海、斗门卖鸡鸭鹅,多的时候一天能挣几十块钱,那时我当书记工资才56元一个月,一般工人才30元左右。”林德成说,有钱赚,自然有干劲。

  里溪砖瓦厂的兴衰史,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。当年的厂长赖效田告诉我们,上世纪70年代砖瓦厂是整个大队的经济命脉,大队收入基本都靠砖瓦厂,大队工资、学校老师工资都是砖瓦厂提供。“联产到劳”改革前,砖瓦厂工人比干农活收入更高,工资60元一个月,所以大家都争着去当工人。

  后来,包田到户已经全面普及,砖瓦厂也从高工资到留不住人,都抢着回去做农民。“改革开放后没多久,砖瓦厂也经营不下去了,大家都回去种地、养殖,生活也越来越好。”

  里溪“联产到劳”的经验迅速在板芙公社内被借鉴,各个大队和生产队纷纷开始改革。1979年春,板芙公社党委及时总结里溪大队的经验,在板芙、禄围、寿围、金钟等大队中选择19个生产队作为试点进一步推广。

  其中,15个生产队早造粮食获得大丰收,这些队的联产面积只占全社水稻总面积的14%,但增产的稻谷却占全社增产总数的25%。到了晚造,全社推行这种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增至84个,超过生产队总数的6成。两年后,全公社内已经有9成生产队实施联产责任制。

  1978年10月,中山县委宣传部联合中山县委党校组织各单位、各部门,举行“实践检验真理标准”讨论会。经过讨论,县委领导取得共识,一致认为,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,既然板芙公社的做法经过实践可行,那就应该推广。

  1980年12月和1981年4月,《南方日报》先后刊登《板芙公社推行田管联产到劳责任制》及《板芙公社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效果显著》两篇专题报道,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,向全省推广板芙经验。里溪“广东农村改革先行地”之名便不胫而走。

  如今掩映在红花绿树中的里溪,并没有躺在历史“功劳簿”上。在党建引领下,里溪村经过一系列农村人居环境整治,风光旖旎、恬静舒适的乡村田园,“高颜值”人居环境点亮了村民高品质生活。“未来,我们将努力把里溪村建设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示范村,推进农村改革先行,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秀美村,各项事业协调发展文明村,为板芙农村改革和乡村振兴提供‘里溪样板’。”里溪村党总支部书记林国厂介绍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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